【國際關係深度評：經典復刻 ??】 中國互聯網的維穩功能，如何顛覆互聯網的開放本質（二）

在學者楊國斌的論述中，一般政府處於「被動應變」的地位，往往在輿論發酵後才試圖「管控」之；然而在現實中國，政府不僅管控言論，更主動「引導」言論，對互聯網技術的運用也能與時俱進。

一方面，政府對有組織、有影響力的敏感網上言論，多能有效阻隔，致使互聯網的公民話語碎片化，遑論真正行動。另一方面，政府與網民在互動中已形成一種默契，能引導網民通過特定的表述，反映自己的利益訴求。「（以擁護政府為基礎的）愛國主義」，正是官方接受的表述模式。

於是我們看到，從知識分子到草根民眾，在網絡發表見解主張或利益訴求時，為求政治正確、順利發聲，大多都依託於「國家—政府」這複合體而存在，往往主動撇清與境外機構的聯繫，甚至會慷慨激昂「批評」政府不夠愛國，才說出自己真正所想。

中國政府也懂得利用互聯網主動製造議題，尤其在習近平上台後，「中國夢」、「反腐」等話題無不由官方背景的新媒體引導，而我們必須承認，這議題本身確實在民間能夠 viral ，變相令政府得到更多網絡授權，去進行未來的「網絡導向」。

何況在互聯網普及前，中國的話語權往往為少數知識分子掌握，即使是文革後，政府也不能珍視之。然而隨着互聯網大範圍普及和「用戶產生內容」的Web 2.0革命，一般草根網民，只要懂得設定議題，就能挑戰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壟斷地位。雖然其他國家的網絡世界也存在「反精英主義」，但真正的民粹主張還有其他方式表達，不像在中國，互聯網已成為最有力「顛覆（政府以外的）權威」的平台。

另一方面，隨着網絡內容不斷豐富， 民眾對單一事件的關注就會下降：基歐漢和奈伊稱之為paradox of plenty，誰能掌握受眾的關注度，誰才有影響力。只要政府在中國的社會和網絡環境，懂得以「自己的方式」引導一般民眾的關注點，以維繫政府權威為基礎，消解傳統精英的話語權，或將矛盾從國內轉移至國外，就能以民族加民粹主義，強化政府的合法性，而互聯網反而成為政府的維穩工具。

即使在民主國家如美國，也有大量類似言論，但畢竟在現實世界有大量制衡；一旦失去，後果不堪設想。試想像在文革期間，要是互聯網已普及，會是怎樣一種恐怖？

由此可見，楊國斌對中國互聯網與公民社會的分析，未免過於單純。

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統計，中國網民的互聯網普及率48.8%，還製造全球獨一無二的龐大內需商機，卻依然自絕於國外，可見中國互聯網的發展，離不開中國特有的社會政治結構。俄羅斯的網絡比中國更開放，公開批評普京的網站及論壇極多，但俄羅斯親政府團體主導的網絡管理同樣奏效，也能強化「普京式民主」，何況管理技術更直接的中國？

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發言時，強調尊重各國「網絡主權」，與互聯網文化本身強調的自由訊息流動自然大有出入，這卻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軌跡，諷刺地，且已是既成事實。

*改編自《信報財經新聞》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