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國際關係深度評：經典復刻 ??】 美國左右博弈重溫（二）「左翼群眾」與「右翼群眾」

在冷戰結束後初年，美國的右翼思想不但占盡上風，而且還催生了「右翼群眾」。這是因為新保守主義者曾經是自由主義信徒、保守主義的敵人。他們大多出身窮苦，至今都視民主黨推行「新政」（New Deal）的小羅斯福總統為偶像，認同國家對社會經濟政策的應有監控，不像裡根那樣，認為這種監控代表極權。在1960年代，他們積極加入革命，自稱托派，對群眾運動相當在行，也和不少少年激進派一樣，越老越保守，再配合冷戰結束，才得以掌握權力。

1965年創辦雜誌《公共利益》（Public Interests）的評論員歐文·克里斯托（Irving Kristol），被認為是真正的現代新保守主義之父。他的兒子威廉（William Kristol）創立了另一本雜誌《旗幟周刊》（Weekly Standard），被稱為「小教父」。他們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父子兵學者，因為其它近代美國思潮，都由政客或社會活動家主導，唯有新保守主義有復雜的理論背景，容易讓相熟學者變成身兼政客的兩棲類動物，並在近二十年裡，孕育了數十個知識分子遇上政治的案例。

令新保守主義者「覺醒」（或「背叛」）的原因，是他們目睹傾向自由派的美國政府只懂「濫施」民粹福利，「導致社會價值崩潰，民間越趨激進暴力」。在他們眼中，自由主義者不但不糾正這種傾向，反而處處挑剔政府制度的不公正。這樣想的人逐漸離開自由派陣營，自稱「真正左派」，再稱留下來的自由主義者為「新左派」。

過來人的經歷，被一本布殊稱為「第二聖經」的名著詳細記述。當我們考慮到布殊會以「我喜歡閱報」來回應「你喜歡看什麼書」一類問題，這本新保守聖經，更是不可不讀。

其名為《夢想與夢魘》（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），副題「1960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」，是學者馬格內特（Myron Magnet）的成名作，主要批判對像是民主黨的甘迺迪和約翰遜總統，以及他們分別「錯誤推動」的新文化運動和大社會改革。作者認為那個民主黨朝代堆砌出福利主義的巔峰，個人自由化變成社會自由化，副作用包括離家出走、濫毒、同性戀、墮胎等「社會無政府」風氣，「把美國倫理價值推向毀滅邊緣」。約翰遜愛在白宮裸泳和舉行「浴缸會議」，下台後曾以長發老嬉皮形像示人，也被當成為老不尊的壞榜樣。

「改邪歸正」的方式，據新保守主義者說，是減低政府對社會福利的過分提供，但保留應有的新政傳統，再增加中央對道德的引導，讓上帝救贖。換句話說，由左轉右的新保守主義者雖然和裡根一樣，信奉家庭價值、社會穩定、新教倫理，但他們同時視「新政」為美國立國根本，接受適度的經濟干預和有限度的社會保障。這本書令馬格內特成為白宮座上客。

為什麼新保守主義者要推翻「大社會」？

要了解這個問題，我們應該參考布殊的另一本愛書：曾是共產主義者的奧拉斯基（Marvin Olasky）所著的《美國同情心的悲劇》（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）。這本書最精彩之處，在於重構了基督價值觀的「同情心」概念，認為美國教育從小到大，都「誤導」國人，讓同情心搞出福利社會，窮人才喪失自力更生的積極性，被蒙蔽適者生存的殘酷事實，成為遺傳性的「社會下層」。

此外，福利主義據說又會令家庭瓦解，因為無親無故的綜援局已經取代了傳統家庭的經濟功能，結果又是一連串道德倫理敗壞的公式結局。奧拉斯基相信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，個人必須獨自爭取機會，反對「絕對平等主義」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古典機會平等主義」。取消社會保障計劃、讓人公平競爭，據這邏輯推論，才是真正對窮人的同情。這就是布殊掛在口邊的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」（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）。

這些新保守思潮，乘著冷戰終結，被宣傳為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守的普世價值；9/11後的兩場戰爭，也是希望把思潮弘揚開來。然而布殊下台後，世人「揚棄」新保守主義、重新思考種種左翼公義公平理論，甚至緬懷起社會主義陣營的一些舉措，一切都是源自一場金融海嘯。但其實這股思潮從未有終結，一直也在相當數目的美國人心中。

事實上，歷史告訴我們，左右思潮、左右政策的單獨存在，都是不能持久的，與其說冷戰終結代表歷史的終結，倒不如說是一個回合的小休。世界已出現對左右機制自動調節的能力，要再次全國出現一邊倒意識形態傾向，恐怕是不大可能了，還是適應如何合理的繼續左右互搏，才是王道。

*改編自沈旭暉《南風窗》文章